期货的指数逆水行舟 | 台湾不进则退的转型,曾辉煌一时的工业竞争力是如何一步步丧失的?

  • 时间:
  • 浏览:4
  • 来源:期货镍-炒股配资_炒股配资公司_炒股配资平台

内部人口红利丧失、外部贸易环境恶化,快速追赶期结束,台期货的指数湾经济亟待转型

1980年代后,前期追赶效应进入尾端,台湾经济告别高速增长。1950年代以来,台湾依托外部援助,快速实现工业化追赶,跻身“亚洲四小龙”。1980年代后,伴随人均GDP达到中高收入水平,投资驱动减弱、工业经济收缩,前期追赶效应进入尾端;台湾结束了近30年的快速追赶期,逐步开启经济结构转型。


内部人口结构老龄化、外部贸易环境持续承压,经济结构亟待转型。1980年代后,台湾老龄化问题凸显,传统人口红利丧失,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部分中低端制造业持续收缩、拖累经济。同时,1985年后,外部贸易环境明显恶化,新台币期货的指数升值超过50%、对台湾出口导向型经济造成冲击,倒逼产业结构加速升级。

转型初期,依托加工出口升级、外部技术引进,台湾实现向技术驱动经济转型

依托加工出口模式升级,台湾出口竞争优势重新修复。经济追赶阶段,台湾大力培育出口导向型经济,进出口占GDP比重双双超过50%。转型开启后,出口导向基调期货的指数不变、但出口结构明显升级,向附加值更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集中;2000年后,中高技术密集型商品出口占比已高于85%,电子即是其中典型代表。


电子等技术密集型新兴产业加速培育,主要得益于外部资金和技术的引进。通过解除投资管制、大幅降低进口关税等经济自由化政策,台湾积极引入外部投资和先进技术,集中力量发展电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。2000年,电子元件、电子通信等新兴主导产业,占台湾制造业产值比重已分别高达18.9%和11.6%。

自主创新不足、产业结构单一、新兴培育不足,台湾向创新驱动转型遭遇瓶颈

长期依赖外部技术引进、自身创新期货的指数研发不足,制约台湾向创新驱动深化转型。台湾企业结构以中小企业为主,对于前期投入规模大、产出回报时间长的创新研发,中小企业投入严重不足;当前台湾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仅达到3%水平,相比发展模式类似的韩国(4%以上),差距持续扩大。政府对公共教育和人才培养投入也偏弱,高技术人力资本缺失,难以支持台湾向创新驱动进一步转型。


产业结构高度单一、新兴产业培育不足,台湾亟待“二次转型”。转型以来,台湾产业和出口结构均高度集中于电子产业,其余产业培育严重不足。近年来,台湾研发投入仍主要集中于电子产业,对生物医疗等未来新兴产业投入明显不足。转型持续放缓,对经济增长、产业竞争力培育均造成拖累,在半导体等多个传统优势领域,韩国已实现加速赶超;台湾经济不进则退、亟待“二次转型”。

台湾地区的经济转型背景与韩国相类似,但自身经济禀赋、转型路径选择、产业升级方向上的差异,使得台湾进一步深化转型遭遇瓶颈。本文主要讨论台湾转型的经验教训,以期对当前中国转型提供启示。

内外因素影响下,竞争优势弱化,倒逼经济转型

追赶效应进入尾端,1980年代台湾面临转型压力

1980年代,台湾地区人均GDP达到中高收入水平,逐渐面临经济转型压力。海外转型经济体经验显示,当追赶指数(人均GDP/美国人均GDP)进入10%—20%区间时,将逐渐面临结构转型升级的压力;一个显著的特征是,经济增速将从高增长区间向中低增长区间自然回落。台湾地区在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入这一区间。根据世界银行国家(地区)发展水平标准划分,进入1980 年代后,台湾地区人均GDP 突破2000美元、已达到中高收入水平;1980 年代中后期,台湾地区逐步开启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。

转型背景下,台湾地区经济增长中枢回落,前期追赶效应进入尾端。1950年代以来,台湾地区依托外部援助(资金+技术)、加速经济追赶,用短短20多年时间,实现了从农业化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跃迁。在工业化率由15%以下持续提升至35%以上的同时,台湾地区在近30年间保持了10%左右的GDP高增速,并跻身“亚洲四小龙”之一。1980年代中后期,伴随经济转型的启动,台湾地区工业化率由35%以上水平持续下降,GDP 增长中枢也逐渐回落到5%以下,前期追赶效应逐渐进入尾端。

转型背景下,台湾地区投资驱动减弱,工业经济收缩,经济动能亟待转换。1950年代以来的经济追赶阶段,台湾地区通过加快资本积累、培育加工出口工业,快速提升工业化水平,拉动经济实现高速度增长。依托以钢铁为代表的传统基础性重工业,以及石化、化纤、塑胶等重化工业,台湾地区快速发展成为亚洲新兴工业化地区,1980年代初期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一度提升至45%以上,投资占GDP比重也高于30%。开启转型后,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,台湾地区工业化率持续回落、第二产业占比趋于收缩,拖累经济增速震荡回落。

人口结构老化、传统产业拖累,竞争优势逐渐丧失

台湾地区人口增长趋缓、老龄化问题凸显,传统人口红利逐渐丧失。1950年代以来,台湾地区充分发挥廉价劳动力充足的优势,通过加工出口,快速实现工业化积累。1970年代后,伴随人口增长率持续回落、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,台湾地区传统人口红利逐渐丧失,劳动力供不应求情况开始出现。1980年代中后期,台湾地区人口增长率已低于1%水平、且仍在持续回落;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重由1970年代中期的3%左右,持续提升至1980年代末的6%左右。人口结构老龄化、传统廉价劳动力比较竞争优势的丧失,使得台湾地区转型的迫切性进一步提升。

伴随人口结构变化,台湾地区劳动力成本提升较快,制造业成本端压力持续累积。追赶阶段,由于劳动力供给相对充分,成本端压力较小,对于台湾地区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影响相对有限。进入转型期后,劳动力工资加速上涨、成本端压力开始显现,劳动者报酬占总产出比重由1980年代初的20%以下,持续提升至1990年代初的23%以上、并长期保持相对高位。劳动力成本的抬升对企业盈利造成影响,并使得台湾地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不断减弱。

劳动力成本抬升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影响较显著,集中表现在纺服、家具等中低端制造业。分行业来看,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劳动力成本抬升影响较显著,例如服饰纺织、橡胶品、家具制造等行业,劳动者报酬占总产出比重分别为21.7%、18.7%和18.3%(1985年数据),在主要制造业分行业中占比居前。1980年代,受劳动力成本抬升影响,代表性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报酬占比均有明显提升,服饰纺织、木制品、家具制造分别提升7.5、7.4和3.8个百分点,而企业盈余占比出现不同程度回落。

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制造业持续收缩、拖累经济,产业结构亟待转型。劳动力成本持续抬升影响下,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制造业产出比重持续回落。以典型的服饰纺织为例,占制造业产出比重由1980年代初的6%以上,持续回落至1990年代初的4%以下,当前占比仅为0.5%左右。相关中低端制造业占比收缩同时,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明显减弱。转型背景下,服饰纺织、木制品、家具制造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出增速长期低于制造业总体增速,并对经济增长形成持续拖累。

外部贸易环境持续性承压,倒逼台湾加速结构转型

台湾地区加速结构转型,与外部贸易环境的恶化也有一定关联。1960年代确立出口导向战略以后,台湾地区大量设立加工出口区,积极扩大对外贸易。1970—1980年代,台湾地区贸易顺差增长较快,贸易差额占GDP比重由1974年的-10%左右,持续回升至1986年的20%以上。其中,台湾地区长期对美国保持较大规模的贸易顺差,对美顺差占台湾地区全部贸易顺差比重长期保持在75%以上,这就使得台湾地区频繁遭受美国贸易保护措施影响。

美国持续施压下,1985年后新台币对美元大幅升值,对台湾地区传统出口导向型经济产生明显冲击。历史上看,为了缩减自身贸易逆差、改善国际收支平衡,美国曾7次对台湾地区实施“301”调查,主要针对农产品、家用电器等台湾地区传统出口竞争优势商品。特别是1985年“广场协议”签署后,台湾地区也受到货币升值压力影响,美元兑新台币汇率由40左右大幅回落至1990年代初的26左右,新台币升值幅度超过50%,对台湾出口导向型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冲击。

外部贸易环境影响下,台湾地区出口占比大幅回落,特别是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持续下降,倒逼产业加速转型。外部贸易保护和汇率升值影响下,台湾地区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明显冲击,出口占GDP比重由1980年代中期的50%左右,持续回落至1990年代中期的35%左右。其中,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农产品、农产加工品和非重化工业品等,受贸易保护措施和劳动力成本抬升影响比较显著,出口竞争优势下降快、出口占比持续回落,倒逼产业结构加速转型。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,劳动密集程度较低、而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重化工业品,出口占比已由35%左右持续提升至80%左右。

依托加工出口,电子等新兴产业崛起、转型加速

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,台湾快速实现工业经济追赶

1950年代以来,台湾地区经历了“劳动驱动—资本驱动—技术驱动—创新驱动”的产业升级过程。1950年代,台湾地区经济以纺织、食品、家电等劳动驱动型产业为主,主要采取进口替代贸易政策。进入追赶阶段后,经济逐渐转向资本驱动型,1970年代台湾地区经济以钢铁、石化、化纤、塑胶等重化工业产业为主,贸易政策转向出口导向型。1980年代中后期,台湾地区开始向技术驱动型转型,电子、半导体等逐渐成为经济主导产业。2000年后,台湾地区试图进一步转向创新驱动型,但转型进度相对缓慢。

追赶阶段,台湾地区产业、财税等政策主要向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倾斜,引导经济快速实现工业化。1950-1970年代的经济追赶阶段,台湾地区产业、财税、贸易等政策始终以加快工业发展为核心。1970年代,台湾在轻工业基础相对完备的基础上,提出加快建立重化工业体系,于1973年提出“十大”和“十二大”建设项目,大范围扩充交通和电力设施,大规模建设炼钢厂、造船厂等,并积极鼓励民间参与对重化工业的投资。政策支持引导下,台湾地区在1980年代初期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备的重化工业体系,钢铁、石化等成为经济主导产业,台湾地区达到较高工业化水平。

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,台湾地区大力培育出口导向型经济,进一步加强自身竞争优势。1950年代,台湾地区施行进口替代政策,通过提高进口关税、管制进口商品、实行外汇分配等制度,抑制进口、呵护国内产业发展。1960年代后,台湾地区开始大力支持商品加工出口,通过《改进外汇贸易方案》,简并汇率、贬值新台币,放宽进口限制、取消进口配额、减少出口管制;还成立了高雄等3个出口加工区,并提供相应税收减免。 政策引导下,台湾地区进出口占GDP比重持续提升,1970年代末双双超过50%,加工出口也逐渐成为台湾地区的核心产业发展模式。

追赶阶段,台湾地区向资本驱动型经济转型,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持续回落、资本密集型产业占比明显提升。产业政策主动引导下,1950-1970经济追赶阶段,台湾地区实现产业快速升级,由劳动驱动型经济转向资本驱动型。产业结构来看,制造业分行业中,以食品、纺织、烟草、木制品、印刷等为代表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,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持续回落;而以化学制品、石油制品、金属工业、机器、运输工具等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行业,占制造业比重明显提升,逐渐成为台湾地区经济主导产业。

加工出口模式不断升级,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业集中

自身资源禀赋限制下,进一步升级加工出口模式,成为台湾地区转型重要突破口。与日本等转型经济体不同,台湾地区的产业转型,很大程度上受到自身资源禀赋的局限,例如劳动力市场和内需规模有限、全产业链培育空间不足等。在亚洲“四小龙”、“四小虎”国家(地区)中,台湾地区人口总量不足韩国的50%,人口增长率也处于1%左右的较低水平,依赖内需增长拉动的消费规模非常有限,必须依托外部需求寻求增长动能。与此同时,台湾地区拥有数量庞大、行业覆盖面广泛的中小企业,这使得种类多、规模小的加工生产需求能够得到有效满足,并逐渐建立起以加工出口升级为核心的转型模式。

内需空间相对饱和,倒逼台湾地区提高外销比例、走上加工出口升级之路。早在1980年代,彩电、洗衣机、电话机等家用电器,在台湾地区居民家庭中就已广泛普及,设备普及率高于80%(1990年代初接近90%),相应产品在台湾地区内部的消化空间已非常有限。内需增长空间相对有限,倒逼台湾地区进一步提高产品对外出口比例、走上加工出口升级之路。这在台湾地区进口结构中也有明显体现,直接用于家庭消费的消费品,占台湾地区进口比重不足10%;而农工原料占进口比重长期保持在65%以上,在台湾地区加工成为制成品后,再对外出口。

伴随转型深化,台湾地区加工出口产品逐渐向技术密集型产品集中。为了进一步提高加工出口企业集聚规模,台湾地区相继建立高雄、楠梓和台中加工出口区,并通过《加工出口区设置管理条例》等制度建设,将加工出口模式打造为自身产业特色。1980年代初,台湾地区企业营收结构中,外销比例已超过75%。伴随转型深化,台湾地区出口商品也由劳动和资本密集型,逐渐向技术密集型商品集中;1980年代后,中高技术密集型商品占出口比重持续抬升,低技术密集型商品占比在2000年后已低于15%。

电子产业是台湾地区加工出口模式升级的典型代表。追赶阶段,台湾地区出口商品主要集中在纺织、轻工等劳动密集型产品,产业附加值相对较低;进入转型期后,台湾地区生产结构开始向更高附加值产业转型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电子产业,1980年代以来,台湾地区电子产品占直接出口比重长期保持在60%以上,当前已超过70%水平。从台湾地区核心主导产业之一的半导体制造业来看,通过加工出口模式培育起来的晶圆代工产业,近年来占半导体制造业产值比重持续提升、当前已超过85%,而自有产品产值占比则持续回落、当前已降至10%左右水平。

外部技术资金引进支持下,电子等新兴产业加速培育

通过外部技术和资金引进,台湾地区加快培育技术密集型新兴产业。1980年代中后期,台湾地区开启结构转型,一方面,在产业层面加快推动转型升级,颁布“促进产业升级条例”,积极发展通讯、电子、精密机械、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,并建设科技工业园区、加快相关产业孵化和聚集;另一方面,台湾地区大力推动金融自由化进程,具体措施包括解除投资管制、放宽“侨外投资条例”、修正“外汇管理条例”、大幅降低进口关税等,通过积极引入外部技术和投资,加快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培育。政策支持下,台湾地区外部技术和资金引入规模较前期均实现明显增长。

分行业来看,引入的外部技术和资金,主要集中在电子、化学等行业。比较外资对台湾地区制造业直接投资的结构变化,在转型阶段,外资对电子、化学等行业投资较为集中,其中,1990年代电子行业投资占全部制造业直接投资比重高达42.0%,较1950-1980年比重提升3.9个百分点,高出排名第二的化学行业近20个百分点。除了外部资金的引入外,转型阶段,台湾地区自身的研发支出,也主要集中在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在的工程技术领域,2000年工程技术占台湾地区研发支出比重高达77.1%。外部技术和资金的集中投入,以及自身研发的高度聚焦,均有助于加快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培育。

转型背景下,电子、通信类产品出口占比抬升,出口结构进一步向技术密集型产品集中。在外部技术和投资的支持下,台湾地区技术密集型新兴产业实现快速发展。出口结构来看,1990年代末,台湾地区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比达到49.4%,已经高于同时期的欧盟(47.7%),与技术先发优势较强的美国(57.7%)和日本(69.5%)差距并不大。细分商品结构来看,2000年电子(22.2%)、通信(13.0%)占台湾地区出口比重最高,电子类产品合计占出口比重接近50%,出口结构进一步向技术密集型产品集中。

转型背景下,电子产业占台湾地区制造业比重大幅抬升,技术密集型新兴产业加速培育、实现跨越式发展。政策有效引导、外部技术投资大力支持下,以电子元件、通信等为代表的电子产业,占台湾地区制造业比重大幅抬升。比较2000年与1990年制造业结构变化,24个子行业中,仅电子元件、电子通信、化学材料等7个行业产值占比提升,其中,电子元件占比大幅提升12.9个百分点至18.9%,电子通信占比提升3.8个百分点至11.6%,成为台湾地区制造业占比最高的经济主导行业,经济结构已逐渐由资本驱动型转向技术驱动型,台湾地区出口竞争优势也由此得到明显修复。

自主创新不足、产业结构单一,深化转型遇瓶颈

自主创新研发不足,向创新驱动型经转型受制约


2000年后,由于长期依赖外部技术引进,台湾地区自身研发投入不足,制约向创新驱动型经济的深化转型。产业转型的过程,也是技术升级进步的过程。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来看,发展第一阶段在于以低廉的要素价格吸引外资;第二阶段在于通过购买技术或产业链,快速实现产业规模与效率提升;第三阶段在于通过自身技术进步、提高生产效率,最终实现领先的创新和研发式增长。由于台湾地区长期依赖外部技术和投资引进,从技术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经济的转型,进展比较缓慢。当前台湾地区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仅刚刚达到3%水平,相比发展模式类似的韩国(4%以上),差距仍在不断扩大。

台湾地区自主创新研发不足,与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有一定关联。台湾地区研发支出资金主要来自商业企业,近年来占比保持在75%以上。不同于其他转型经济体,台湾地区企业结构以中小企业为主,资产总额占比约1/3的中小企业,贡献了超过1/2的产值,在由资本驱动型经济向技术驱动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,数量庞大、行业覆盖面广泛的中小企业,使得以技术引进和加工出口为核心的生产模式得以实现。然而,在进一步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阶段,对于前期投入规模大、产出回报时间长的创新研发活动,中小企业的投入力度明显弱于大企业,进而使得企业部门的自主创新研发投入不足。

自主创新研发能力不足,也与政府对教育和人才培养投入偏弱有关。与发展模式相类似的韩国进行对比:韩国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,由1990年代末的13%左右,持续大幅提升至2011年的25%左右;而台湾地区教育支出占比仅由17%左右小幅提升至20%左右,教育投入明显偏弱。这在产出结构中也有明显体现,2000年后台湾地区教育占GDP比重趋于回落,由3%左右下滑至2%左右,与韩国的差距持续拉大。此外,台湾地区对人才战略重视相对不足,近年来技术人员流失情况较为严重。教育和人才培养投入不足,使得高技术人力资本储备缺失,难以支持台湾地区实现进一步转型升级。

产业结构单一、新兴产业培育不足,拖累转型深化


台湾地区产业结构过分单一、高度集中于电子产业,影响产业结构的全面深化转型。转型以来,台湾地区集中发展电子产业,依托加工出口模式,顺利转型成为技术驱动型经济,这也使得台湾地区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均高度集中于电子产业。例如,2017年商品出口结构中,电气机械占比高达36.8%,除化学品(占比11.3%)和通信录音器材(占比5.6%)外,其余商品占比均不足4%。制造业结构中也有类似特征。事实上,台湾也曾试图发展其他支柱产业,例如1980年代的汽车、1990年代的航空航天、医疗保健等,但均告失败,只有电子产业实现了大规模发展,而其他产业培育均明显不足。

近年来,台湾地区产业发展重心仍然集中于电子产业,对生物医疗等新兴产业培育严重不足。从制造业研发支出结构来看,2015年相较2001年,26个子行业中仅5个行业研发支出占比提升,其中电子零部件、计算机分别提升8.7和2.1个百分点,医疗产品等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兴产业,研发占比提升速度明显偏慢。在全部研发支出结构中,也可以观察到工程技术与医疗科学占比的显著结构性分化。对生物医疗等新兴产业培育不足,对台湾地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深化转型形成拖累。

与发展模式相类似的韩国进行对比,可以更清晰地看到,台湾地区转型放缓背后的结构性问题。相较台湾地区,韩国出口结构分布更加均匀,尽管同样是电气机械占比最高(23.4%),但化学品(12.3%)、道路车辆(10.7%)、其他运输设备(7.6%)等多个行业占比高于5%,出口结构更加多元、产业培育更加全面。类似地,韩国制造业结构分布也较台湾地区更加均匀,这不仅有助于实现产业结构更为全面的转型升级,也有利于提高经济体防范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。

产业转型的持续放缓,对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竞争力也形成明显拖累。转型以来,台湾地区经济增长中枢逐渐回落至5%以下的中低速区间;近年来,向创新驱动型经济升级始终未实现突破,台湾地区产业转型节奏放缓,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速。2003年后,韩国人均GDP一举超越台湾地区,且近年来差距不断趋于扩大。与此同时,转型放缓也使得产业竞争力也到一定影响,近年来在半导体等多个传统优势领域,台湾地区正在逐渐丧失全球领先竞争力,韩国已实现加速赶超,台湾地区经济亟待开启“二次转型”。

经过研究,我们发现,台湾地区的转型历程中,以下特征经验值得重视:


①转型初期,依托加工出口模式升级,台湾快速转型为技术驱动型经济。转型开启后,台湾出口导向基调不变、但出口结构明显升级,向附加值更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集中;2000年后,中高技术密集型商品出口占比已高于85%,电子即是其中典型代表。


②电子等技术密集型新兴产业加速培育,主要得益于外部资金和技术的引进。通过解除投资管制、大幅降低进口关税等经济自由化政策,台湾积极引入外部投资和先进技术,集中力量发展电子等技术密集型产业,电子元件、电子通信等成为新兴主导产业。


③长期依赖外部技术引进、自身创新研发不足,制约台湾向创新驱动深化转型。台湾企业结构以中小企业为主,对于前期投入规模大、产出回报时间长的创新研发,中小企业投入严重不足;当前台湾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仅达到3%水平,明显低于韩国。


④产业结构高度单一、新兴产业培育不足,影响台湾进一步深化转型。1980年代转型以来,台湾产业和出口结构均高度集中于电子产业,其余产业培育严重不足。近年来,台湾研发投入仍主要集中于电子产业,对生物医疗等未来的新兴产业投入明显不足。

⑤转型持续放缓,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竞争力培育均造成拖累。近年来,台湾向创新驱动型经济升级始终未实现突破,转型节奏持续放缓,拖累经济增长;同时,在半导体等多个台湾传统优势领域,韩国已实现加速赶超,台湾经济不进则退、亟待开启“二次转型”。

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领导人首次会晤的“逸兴亭”,由时任领导人命名并题写名字(扑克投资家内容团队 章舟 摄)